近年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突出表现在经济和教育的竞争上，在经济发展方面，出现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2018年在全球216个国家和地区中，GDP排在前20位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高达80%；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前4名国家合计占有全球经济的半壁江山；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基尼系数高达0.623，远高于一般国家内社会居民收入的差异。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许多国家的普遍认可。这些国家纷纷增加对教育的经费投入，扩大各级教育的入学机会，提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人们相信，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并且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高等教育被认为是胜任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需求的基本学历。2017年，在65个主要国家中有38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进入了普及化发展阶段。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员工陈洪维立足岗位进行技术创新，先后有14项技术成果获国家专利，这些贴近生产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但为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而且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王国章摄/光明图片

但是，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经济快速发展。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衡量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由1978年的72%下降到2017年的41%。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同国家之间出现显著的异质性。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十分有限。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力之所以下降，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之所以出现国家差异化，主要原因之一是21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更高的阶段，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增长的驱动力在于创新，国家的竞争力也在于创新。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关键在于教育是否能够带来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鼓励更多优秀的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在与技术关联更大的岗位和行业工作。

2 需要关注的潜在问题

我国的人均GDP于2019年超过1万美元。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较快速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靠创新驱动，还要保持三次产业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根据国际比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组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组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制造业比重（分组平均）随时间变化存在显著的分化趋势。跨越成功的国家保持了较高的制造业比重，而跨越失败的国家制造业比重较低。

从主要国家工业在GDP中的占比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的下降幅度是很大的，值得关注和分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在全球GDP排名前20位的18个国家中（瑞士和沙特数据缺失），2000—2019年间，各国工业占比下降幅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西班牙、加拿大、中国、英国、巴西、美国、法国、墨西哥、荷兰、日本、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印度、韩国、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工业占比不降反升。我国工业占比近些年来的下降幅度更是非常显著，从2010年的40.1%下降到2019年的32.0%，下降了8.1个百分点。

我国高校自1999年扩招以来，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规模大幅度上升，由1999年的15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915万人。在高校扩招过程中，学科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的特点是理工科的占比下降，而经管类的占比上升。普通本科招生中，理工科的占比由1999年的51.9%下降到2019年39.3%，减少了12.6个百分点。时至今日，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么大的下降幅度究竟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变化，还是由于宏观调控的力度不足。

从近些年的高考志愿看，我国高分考生对大学和专业的偏好表现出高度的趋同性，众多考生都希望上北大和清华等“重点高校”，在选择院系时很多都希望进入经济管理学院或者商学院，在专业选择上很多都偏好金融学，期望毕业后进入证券、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工作，从而获得高收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9—2015年的7年里，金融是我国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在全行业平均工资的1.9倍上下浮动。而制造业的平均工资长期低于全行业，2014—2019年间，制造业平均工资与全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连续下降，由2014年的0.91倍下降到2019年的0.86倍。同一时期，IT行业平均工资与全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由2014年的1.79倍微降为2019年的1.78倍，科技行业由2014年的1.46倍微升为2019年的1.47倍。

可见，近年来我国与科技、IT、制造相关的主要行业在“双创”时代并没有表现出工资显著增加的态势。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尽管从国家层面上需要大力发展与科技和创新相关的理工学科，但是国家需求与市场需求有明显的错位。市场的力量似乎表现得更强势，使得近年来高等教育理工科的占比大幅度下降。

从国际比较来看，一些主要经济国家的理工科占比却在上升。《科学与工程指标2020》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理学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占比为6.9%，高于俄罗斯（3.0%）、日本（3.1%）、西班牙（5.5%）、意大利（6.5%），但是低于韩国（7.4%）、法国（7.9%）、澳大利亚（8.1%）、加拿大（8.9%）、美国（9.7%）、印度（13.9%）和英国（16.8%）。2010—2016年美国理学本科毕业生数占比由7.6%增至9.7%、英国理学本科毕业生数占比由11.2%增至16.9%，而我国理学本科毕业生数占比由10.4%降到6.9%。此外，美国劳动力中具有理工科高等学历的占比从2003年的3.9%逐年提升到2018年的4.9%。以创新创业著称的斯坦福大学，在2010—2020年期间，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学科）本科专业的学生大幅度增加。

3 让创新创业教育插上技术的翅膀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规模迅速提高到全球前两位。通过对外开放，我国不仅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发展瓶颈问题，还增加了就业机会，扩大了产品市场。关于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在国际贸易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笔者基于我国外资外贸的实证研究，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所从事的行业密切相关，即资本与技术相关联，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理论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当我国鼓励和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时候，伴随而来的还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国的技术进步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联。

创新创业也与技术关联。以个人或团队为主体的创新创业与其所受教育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以及创新创业所属的行业密切相关。在创新创业的四种基本模式中，贸易模式、产业模式、服务模式和智源模式所应用的技术在高度、广度、密度、深度和强度等各个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各种创业应该均衡协调发展，尤其不能忽视与技术关联更加紧密的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创业。在工业化阶段，一般的制成品是机电产品，如手表、自行车、电视机、汽车等，通过拆解相对容易知道其结构和原理。但是在数字化时代，智能手机、数码相机、数字电视机、带AI技术的新型汽车等产品，对于用户而言其结构是个黑匣子，无法通过拆解去了解。核心技术很难像过去那样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模仿来学习和掌握，必须有更多的本土人才进行自主研发。

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方兴未艾，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创新创业教育如虎添翼，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还存在不足之处。各院校、各院系、各学科/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相互独立，关联的技术差异性大，主要表现为：创新创业教育与书本知识关联多，与实践能力关联少；与技术应用关联多，与技术研发关联少；与虚拟经济关联多，与实体经济关联少；与服务行业关联多，与制造行业关联少；与软性能力关联多，与硬性能力关联少；与短期发展关联多，与长期发展关联少。

2020年，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今年7月，我国政府提出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包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培育新个体经济、发展微经济等。同月，我国政府向社会发布第三批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和“在线学习服务师”榜上有名。随着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行业的兴起，互联网营销从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一些高校顺应市场潮流，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与当下流行的数字平台经济紧密结合，将李子柒、薇娅、李佳琪等网红作为学习奋斗的榜样。

然而，基于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创新创业固然重要，能很好地解决和带动社会就业。但值得提醒的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应该加强与技术关联的创新创业，无技术含量的创新创业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创业教育需要与创新结合、与技术结合，创新创业教育不应只停留在创业具体过程的课程教学和简单的模仿实践，应该让与技术关联的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学生发展的素质教育，要从小孩开始抓起。好奇心、求知欲、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小孩一出生就会放眼观察周围的事与物，刚学会说话便迫不及待地问这问那，喜欢破坏性地研究较为复杂的东西。教育应该遵循孩子生命成长的规律，呵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广泛加强科技素养的教育，让创新创业教育插上技术的翅膀。